我出生的时候，家乡还没解放，家里穷得揭不开锅。父母在无奈之下要把我送人当童养媳，卖几个钱养活家人。我为了不给人当童养媳，也为了减轻家里的负担，便离开了家。

    当时，石家庄女子第二中学免费招收各地的女学生。我为了求生存，经过努力顺利考取。解放后，学校根据我的学习表现和家庭情况，每月给我配发9块钱的甲等助学金。每月的助学金除了维持自己的学业外，我还可以省下几块钱接济家里。后来弟弟考上了市立中学，享受每月3块钱的丙等助学金。就这样，全家人的生活慢慢从忍饥挨饿到填饱肚子，一天天好起来。

    在女二中，我学习成绩优异，尤其喜欢数学。我曾对学数学的一些感想和疑问写信给数学家华罗庚先生，华先生在回信中给予了我很大肯定和鼓励并随信寄来了相关的学习资料，这给了我很大的信心和鼓舞，从此我便立志报考北京航空学院数学系。1954年，我高中毕业填报志愿时，由于北航在女二中没有分配招生名额，老师建议我报考其他院校。年轻气盛又任性的我因为喜欢数学，因为只想上北京航空学院，便在志愿书上固执地填上了这样的内容：第一志愿，北京航空学院数学系；第二志愿，北京航空学院数学系；第三志愿，北京航空学院数学系；第四志愿，服从分配。最终，我的任性被早已计划好的招生政策打败，我被北京师范大学地理系录取了。

    初进北师大，我还为北航所谓的不近人情而不满，闹了一段情绪。然而，北师大却以它博大的胸怀给了我诸多安慰。刚入学，学校就根据我的成绩以及通过到女二中了解我的家庭情况，给我配发每月十几块的甲等助学金。而且，地理系设立的天文、测量等课程跟数学很接近，这让我近乎冰冷的心渐渐融化，并发誓一定要学好专业课程，不能辜负学校的精心培养和殷殷关爱。

    在北师大，我把很大的学习精力都用在天文和测量课上。这两门课每周各4节，我们白天学习理论知识，每天夜间利用观测镜观测，用记录仪记下行星和卫星对上的时刻，通过查行星的经纬度得知卫星的经纬度，找出轨道的运行规律，然后将所得的数据汇报给南京紫金山天文台。由于夜间观测，很多同学昏昏欲睡，我便让她们睡觉，一个人和天空为伴。那时的我记忆力出奇的好，记录数据一出来我便立马能推知出卫星的位置。搞测量是地理系同学的基本功课，地理系人少，很多人对之不感兴趣，没人愿意干的事情我就干，我经常背着设备到田间野外，机器一架起来就是大半天。

    4年的大学时光一晃而过，1958年我毕业之际，父亲由于工作不顺辞职了。我兄妹6人，有4个弟妹，父亲这一顶梁柱突然没了收入，这对家里的打击太大了。毕业分配时，我考虑最多的是哪里工资高我就去哪里，不论条件怎样艰苦，只有这样才能为家里做点实事。我听说远在西北的青海自然环境差，但工资高，便毫不犹豫地到了青海。

    1958年，我到青海师范学院地理系任教，每月工资57.28元。我省吃俭用，每月给家里寄去40元。同事们知道了我的情况，都伸出援助之手，把不穿的衣服给我及远在河北的家人。在1959年至1961年三年困难时期，青海各大院校的非重点系停止招生，我所在的地理系也在其中。虽然学生少了，课也所剩无几，但是每月的工资学校照发不误。

    由于青海师院的地理系面临停招，恰巧当时青海民族学院数学系教师紧张，我便经人介绍到了民院。从此，我与数学的情缘又得到了延续，这是我人生中的大事、喜事！我兴奋地几夜都失眠，我又可以钻研我心爱的数学了！

    1963年，我经人介绍认识了爱人王青山。结婚后的1965年，我们的大儿子出生了。由于我们的父母都远在外地，加之工作繁忙，无暇照看孩子，便在儿子几个月的时候将他送到河北邢台我的母亲那里。1966年3月，邢台接连发生了两次大地震，震级都在7级左右，死亡8000多人，伤38000人。我幼小的儿子因早产，身体弱，在地震中被巨大的声响震伤。得此噩耗后，我们将孩子接回西宁治病，从此，便踏上了漫长的求医之路。

    每次我们上课时，便雇请邻居家大点的女孩帮忙照顾，但由于孩子四肢不灵便，不论是躺下还是坐着都要有人抱起，大小便不能自理，很多人干上一段时间由于抬不动孩子病重的身体便辞职了。我的学生得知我家里的情况，有时也会过来帮忙，让我们倍感欣慰。工作之余，我们抱着孩子四处求医，去大大小小的医院寻求希望。就这样，课堂、医院几乎成了我生活的全部。在给孩子治病最艰难的时光里，数学成了我的救命稻草，我会在孩子医治无望时用数学排解我内心的痛苦绝望，在无数个失眠的日日夜夜，我极力地想到数学，想在我有限的精力里用更多的方法解决同一数学问题，用我求解后短暂的成就感冲散生活中的种种无奈。

    在孩子病重期间，我努力上好每一堂课，从不迟到早退。我给学生讲授《高等数学》《微积分》等大一、大二年级的基础课，受到了同学们的肯定和欢迎。地理系出生的人在数学系评职称是一件很难的事情，在评定职称时，学生的良好评价占了很大的因素。一年以后，我被评为讲师，几年后被评为副教授。后来，我的同学还经常拿我的经历做榜样，相互激励。

    那些年，我们住在民院的家属楼里，两家共用厨房、卫生间，虽然住宿条件与现在相比差了很多，但相互间那种融融的气氛至今令人难忘。谁家炒的菜很香啦，谁家里收拾得一尘不染啦，都是大家皆知的。邻里间给端来一碗不常吃的菜或是送几个水果点心等那都是常有的事。老师们都知道我家里的情况，给了我们不少帮助。1969年，我的女儿出生。我们全家四口在民院这个大家庭里度过了几十年难忘的时光。

    女儿大学毕业后留在宁波工作，我和爱人退休后便携儿来到宁波帮女儿照看外孙。期间，伴随着给儿子不断地求医治疗。虽然，从儿子几个月最初治病时，医生就给了我们几乎绝望的打击：这个孩子活不长的。但是我们始终没有放弃，并竭尽全力。我退休后专门学习了人体穴位及按摩知识，孩子的四肢变得灵活多了！现在，儿子已过了知天命的年纪，真的是令我们欣慰又担心。我和爱人都进入耄耋之年，日渐老去的身体使我们照顾孩子变得力不从心，我曾两次在给孩子移动身体时将他摔了下来，之后，再也不敢尝试。爱人每天除了到楼下买份报纸，便是在家里将孩子从这间屋抱到那间屋，扶他起来、抱他躺下，晒晒太阳、看看电视，使孩子每天的生活不至于太单调。女儿看着哥哥的情况不见好转，我们又一天天老去，思想负担太重，在脑部做了手术，之后便辞掉工作专门照顾家里。女儿说，现在只有爸爸能抱得动哥哥，万一有一天爸爸倒下了，这个家可怎么办？每每想到这些我又开始整夜失眠。我们能做的，便是把自己的身体养得棒棒的，多照顾孩子一天，让孩子开心地多活一天。为了孩子，我们全家请了当地有名的中医给我们把脉抓药，强身健体。孩子是不幸的，但是，在我有生之年，我要让孩子成为众多患儿中最幸福的一个。

    现在的我，老来多健忘。儿子经常在我忘事时，用他咿咿呀呀的声音提醒我，我也在欣慰之余鼓励他快点好起来。儿子虽然身体残疾但他天资聪明，不知在什么时候，他熟记了二十四节气并学会了每个节气精确时间的算法，他能准确地说出下一个节气是在几月几日。儿子在病床上也在时刻关心关注着伴随了他多年的青海民族大学，当我问起现在青海民大的校长是谁时，他兴奋地从嘴里挤出“何峰”二字……

    前些天，何校长不远千里到家中探望，给我们带来了民大的佳音。当我们看到民大的新面貌时，不免由衷的感叹和祝福。现在的我们由于客观原因，再回民大的夙愿恐难以实现，但是，在我们的内心深处，民大始终占据了最重要的位置。我们也会在闲暇之余聊起昔日民院的人，民院的事，也经常在这个对门相逢不相识的环境里怀念当年在民院的温馨场景。民院是我短暂又苦难的生命中的调味剂，让我在濒临绝望时重新燃起生活的勇气；民院是我人生理想的实现地，让我钟爱的数学伴随我平凡的一生。衷心祝愿民大越办越好！

    谷惠兰，女，汉族，1935年9月生人，河北邢台人。1963-1995年在青海民族大学数学系任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