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我从金华市第一中学毕业，考入青海民族学院政治系，与在西宁生活的母亲和姐姐团聚。
在政治系，我遇到了很多敬业的好老师，张达生担任我们的系主任，李宗远老师给我们讲授《哲学》，张国信老师给我们讲授《民族问题和民族政策》，还有赵祥瑞老师等，好多老师年轻而富有热情，上课认真，对待工作严谨，使我们受到潜移默化的影响，对待学问一直保持着严谨认真的态度，不敢有丝毫马虎。我的同班同学有马婉如、邓明、吴永昶、于惠英等。1963年，我们毕业后，我和马婉如、邓明留校工作，我担任《党史》课教师。留校后不久，我有幸到中国人民大学进修一年，那一年，我结合教学工作中的感触，更加系统而有针对性地学习了党史知识，回到工作岗位后，我将所学用到教学与科研，受益匪浅。
无数个深夜，我都在伏案备课，不知疲倦，有时晚上躺下了，突然又想到一个问题，也会起身记下来，我的认真劲儿赢得了诸多学生的一致好评。在退休后的多年，每逢佳节，总有多年前的学生打来电话，关心问候，令我倍感亲切与欣慰。听到一个个学生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取得了不凡的成绩，我由衷地为他们自豪。中国铝业公司研究室主任杨燕青、青海省教育厅副厅长杨发玉、青海省委党校副校长马维胜，还有吕建中、杨虎德、朱有良……一个个学生的名字，如数家珍，成为我一生的精神财富。因为常年熬夜工作，严重影响了家人的睡眠，家人在无数个夜晚朦胧醒来，发现我桌前的灯还在亮着。直到现在，在我耄耋之年，虽然再不用备课到深夜，但还是睡得很晚，“恨不得挂长绳于青天，系此西飞之白日”。
结合教学，我倾心西路军的调查研究。在几乎没有科研经费支撑的情况下，搞科研是一项艰难的工作。那时，西宁市区只有少数几路公交车，横穿东西城区，大部分地方都不到，稍微偏远的地方更是要下车后再走很远，坐公交车要经过十分漫长的等待，我为了调查西路军的相关情况，到过西宁市区的好多地方，出去一趟至少半天时间，找到当时的经历者及相关资料，还要将所得用照片的形式记录下来，以便回来进一步研究。那时，照相机是很昂贵的东西，一般人是没有的，我每次拍照都要请专业人士前来，付相关费用，所以，每一张留下来的照片都是相当珍贵的，它得来不易啊。后来，爱人为了支持我的工作，给我专门买了辆自行车，鼓励我将西路军的研究持续下去。退休后，我多年调查研究的积累成就了《不能忘却的记忆》一书，西路军那段历史是不能忘却的，同样，我在青海民族学院多年工作的记忆也是不能忘却的。
在民院的家属楼里，有我不能抹去的记忆。我和年焜、朱刚、郭登元、毛继祖、许英国等人住在一个楼里，朱刚住我楼下，毛继祖住在一楼，那时，两家住一套房，共用厨卫，由于大家的作息时间基本一致，到了吃饭时间，经常有左邻右舍飘来的阵阵菜香，甚至隔壁家锅碗瓢勺的协奏曲都听得很清楚。茶余饭后，你来我往，好不热闹。现在生活好了，每家的卧室好几间，一家可以有两个卫生间了，但曾经的热闹似乎离我们越来越远了，邻里间的感情更不用提了。
史孝石同志住在我们那栋楼对面楼的二层，我们从自家楼的走廊上就可以看到他住的房间，他与中文系的冯育柱老师同住一套房间，冯育柱老师住大间，史老师住小间。我记得他与程祥徽老师一起在蜡纸上刻画领袖标准像，史老师住的房间虽然较小一点，但一到晚上就会坐满了人，我也是其中的一员。我们学校在尖扎县有个农场，我们都曾到农场劳动，农场有个菜园子，菜园子里有个地窝子，是供菜园子的人住的。地窝子里有个单间土堆堆的土坑是供看菜园子的人住的。史孝石老师曾在这个地窝子里住过，所以地窝子里经常挤满了人，包括农场的政委吴崇林同志和工宣队的负责人也常去找史孝石同志请教问题。史老师后来分到政治系历史教研室教书，很受学生欢迎，他病故后，原青海民院中文系老师程祥徽受史老师子女之重托写了一篇回忆文章《遥送青海故人一程》。贾晞儒老师也写了一篇悼念文章《豁达一生铸就忠诚——记忆中的史孝石同志》。但这张重要的报纸我找不到了，还好民族大学党委宣传部的老师到金华我家，来看望我们夫妻（我妻子魏秀英也是从青海民族学院退休的）。我就向他们索要这份校报。他们来电话说这张报纸找不到了。宣传部在找不到的情况下竟然将合订本快递给我，令我十分感动。史老师回到北京后，正巧我和政治系的李向德老师一起到中国人民大学进修。李老师进修科学社会主义，我进修中国革命史。有一天晚上我约上李向德老师一起到北京大学史孝石老师的家去看望他。史老师的妻子和儿女都不在家，史老师拿出炒葵花籽来招待我们。史老师精神矍铄，谈笑风生。当晚我们就住在史老师家，我睡在他女儿的小床上，李向德睡在他儿子的床上。史孝石老师胸怀坦荡，看问题深而远，政治觉悟高，27岁就任中央农业部党委常委。他虽被打成右派，但他能按一个党员要求自己，多年来一直自己给自己交党费。他能给人指点迷津，这也是人们愿意找他的原因。史孝石同志一生坎坷，不幸于2012年9月6日零时病故，终年82岁。
1995年，我的母亲已90高龄，我那年退休后回到金华老家照顾老人。离开西宁20多年了，母校从未忘记我这位学子，在母校65岁生日时，学校给我们寄来了特制的茶具，看到茶具上刻有“青海民族大学”亲切的字眼，我浮想联翩。母校经历了沧桑的历程，取得了今日辉煌的成就，令人振奋。虽然茶具经历千山万水，途中破损，但我仍能从中感受到母校暖暖的心意和对我们浓浓的爱意。在我80岁生日，母校给我寄来了松鹤延年的银币和绶带，令我感激不尽。我与母校好像风筝的两端，母校是手中的线，我在天上飞，不论我飞到哪里，母校总能记得我这位远去的学子，让我找到家的方向。
经历的几十年的风风雨雨，我和老伴同甘共苦，走过了金婚。现在的我，左手活动不便，老伴不辞辛苦，照顾我的生活起居。在我家的阳台上，我特意留了一片空间，放了张桌子，读书看报。在无数个滴滴答答的雨天，我听着雨声，在阳台上读书沉思，时而回到远在西北的青海民院，时而又回到现实，叹息时光之快，无限感慨。
在前几年湿冷的冬季，我的学生给我寄来了羊羔皮，叫我做件衣服注意保暖；在细雨迷蒙的季节，我的学生专程到金华家中探望，向我倾诉他的家中琐事，让我这个过来人给他出出主意；在一个不经意的午后，我收到学生给我寄来的书，他说要让我第一时间分享他的成果……我一生最正确的选择是做了一名老师，我经常会收到学生带给我的问候和惊喜，让我从内心说出：做老师真好，做老师真幸福！
我在民院的36年，不能忘却的记忆。
朱永馨，男，汉族，1935年6月生人，浙江金华人，教授，1959-1963年在青海民族大学政治系学习，1963-1995年在青海民族大学政治系任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