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青海民族大学的缘分不能不说是一次历史性的机缘。

1977年全国恢复高考，给了我们青年人一次难得的机会。我像抓住救命稻草一样死死地抓住这次机会。在很短的一段时间里，我没日没夜紧张地复习（其实根本说不上是复习，因为要考试的内容绝大部分都是我们在“文革”的课堂上根本没有学过的），随后参加了全县四百余考生共同参与的“大决战”。我终于拿到大学的录取通知书，然而让我始料不及的是，这是一份我并未填报的学校（当时叫青海民族学院）的录取通知书。说实话，被青海民族学院录取对心气很高的我来说多少有点失落。但由于那时的我已经25岁，放到现在已经差不多应该是硕士毕业的年龄了，这次被录取可能是我的最后一次机会，经过一番思想斗争，我最终还是带着增长知识、改变命运的决心，走进这所令我充满疑虑和好奇的学校。

然而，四年的大学生活越来越证明我的选择是正确的、明智的。也许就像有人说的，历史不过就是某些人和某些人，因某个机缘在某个时间相遇或错过，从而发生了某些事，引发某些结果，产生某些影响。我和我的母校、和我的老师及同学，就是在“1977”这个对许多中国人都十分特别的年份相遇，于是发生了我一生中许多事，对我的生活甚至整个人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这些影响不仅是我今后履历表的文化程度一栏，从此永远填上“大本”学历；这影响也不仅在于我在这里结识新朋友，建立受用终身的友谊；这些影响还不仅在于我在这里开始我的感情生活，为今后的家庭奠定了基础……而最大的影响更在于我的内心和精神世界都因此而改变，变得更加丰富、敏感、深刻、开阔……

来校之初我就听说，当时青海民族学院的名气在青海也许不能排行第一，但是中文系的师资绝对是青海的老大，可谓是藏龙卧虎，事实果如传言。在四年的学习中，学校把最棒的老师配给了我们这些恢复高考后的第一批学生，使我们有幸领略了一个个名师的风采。据我所知，这些老师几乎都因特殊的历史原因受到过不公平的待遇。但是生活的坎坷和磨难在他们身上已经积淀成厚重的人生智慧和深刻的哲学思考。也许正因为如此，在拨乱反正后他们厚积薄发、争分夺秒，把课堂当作他们释放能量、施展才华、实现价值的舞台。老师们一堂又一堂精彩的授课给了我们一个又一个的惊喜。听他们的讲课有一种久旱逢甘霖的感受，真的是一种极高级的享受，使得我们这些长久以来“营养不良”又“如饥似渴”的青年学生过足了瘾，老师们的风格各不相同，如：李文实先生的平实与深邃、胡安良先生的儒雅与沉稳、程祥徽先生的大气与含蓄、冯育柱先生的严谨与质朴、祝宽先生的激情与浪漫、侯吉子先生的典雅与端庄、马征先生的聪慧与灵秀、孙复先生的机智与诙谐……都让我敬佩不止。

就是因为对老师们的喜爱和崇拜，我渴望成为他们中的一员。在即将结束学业的毕业教育中，同学们纷纷表态要服从分配，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我却大言不惭地表示我就想留校做教师，我奢望像我的老师们那样去享受知识带来的无穷乐趣，做一个精神上高贵的人。所以当教育干事潘书哲老师问我是否愿意去院办工作，我则肯定地说，我就想留在系里教书，否则宁可回原单位（我是带工资的“调干生”）。就这样，我幸运地留在系里，在马征老师手把手的帮助下，做了十年的外国文学教师。

良师们对我的影响绝不仅在于大本四年传道授业，也绝不在于留校后十年的言传身教，而在于他们独特的人生哲学、处世方法、治学态度甚至人格特征对我的耳濡目染、潜移默化，他们的生活简单而质朴，处世直接而明了，但在学术和事业上却永远是完美主义者。这一切都令我受益终身。

最令人感动的是，后来由于家庭的缘故，我申请调动回到内地，不得不改行进了机关。机关的作风很久令我不能适应，我非常怀念校园的质朴和单纯，在一次通信中，我向恩师冯育柱先生倾诉自己的困惑，老师只在来信中引用了韩愈的一段话令我豁然开朗：“士之特立独行，适于义而已。不顾人之是非，皆豪杰之士，信道笃而自知明者也……”之后，我在单位机关报上发表了一篇回忆和冯育柱先生师生情谊的小文，以表达对母校老师们的思念，在年终的稿件评比中竟然得了二等奖。我知道并不是我的文章写得如何，而是在文章中表现出的以冯先生为代表的民族院校教师身上的高贵品质，以及师生间的情谊，令长期生活在机关的读者们耳目一新。从此，“特立独行”成为我在十几年机关工作的一个准则——不媚俗、不同流、把握自己、自成风格。恰恰这样的风格反倒赢得同事们的尊重，从领导到同事一直称我为“张老师”，一致评价我身上有一种教师的气质，这种评价令我骄傲，因为在我看来在当今这个崇尚物质、追逐名利的时代，“教师”这个名词与精神贵族有很多重合的地方，我保留一点教师的气质，也就是为了守候自己独有的一块精神家园。

一晃离开母校已经几十年了，我也退休离开工作岗位，但我依然十分思念我的恩师们，珍惜与母校的那段特殊的缘分，更珍惜老师们留给我的精神财富。我庆幸25岁的那次选择，我永远以“民大人”为荣。

附：当年发表于《天津检察报》的小文：

师  友

望着桌上的邮政贺卡，心里一阵阵刺痛和不安，贺卡是先生寄来的，熟悉的语句却陌生的字迹，一看便知是经先生口授而有人代笔写的，这说明先生的视力依然没有恢复。我悔恨自己好久没有给先生写信了，只以为他看不见了，却忘记信既可以代写也是可以代读的呀。

认识先生是十几年前的事。那时我正读大学四年级，由于新增的外国文学课程没有教员，便由教美学的先生暂时代课。外国文学对于我们这些唱着样板戏成长起来的年轻人真是又好奇又神秘。可是当先生走进教室我们却大吃一惊——无论如何我们都不能将原本知之不多的那些金发碧眼的洋人和眼前这位“老夫子”联系在一起，只见他清瘦矮小，身着一身灰色中山装，由于外面正下着雨，他的双脚踩在一双高腰的雨靴里，一条裤腿高高地挽起，最引人注意的是他那副眼镜，凹形镜片竟比镜框还厚，一圈一圈地将先生原本挺大的眼睛折射成细细的两条线。上课伊始，先生先拿出我们全班的名单说是要和大家认识一下。他先将眼镜摘下，将名单举到眼前，几乎贴在了脸上，与其说是在“看”倒更像是在“闻”。他一个一个地点着我们的名字，随着我们站起、坐下，他不住地点着头。当时我想也许他根本看不见我们长得什么样，只是分辨一下声音而已。这时不知谁小声地说了一句“藤野先生”引来大家的几声窃笑。坐在我身后的宁宁同学用脚踢了一下我的凳子说“快画下来，这可是典型的中国知识分子形象”。

我早就耳闻先生学识渊博，他的家更像一个小型的书库，远比系里的藏书丰富，虽然他高度近视，但记忆力惊人，他喜欢收藏书，更喜欢看书，而且过目不忘，很是令人佩服。这时先生已经开讲，他的声音非常洪亮，与清瘦的身躯形成很大的反差：“过去的很长一段时间我们偌大的中国闭关锁国，差不多一亿人才能摊上一台戏，对一切优秀的国外文化遗产更是拒之门外谈虎色变，采取一种文化虚无主义，这是一个历史悲剧……”接着他如数家珍地列举一个个著名的外国文学大师和一个个鲜活生动的艺术形象，渐渐地我们的思想也就像长出翅膀，被老师抑扬顿挫的声音引导着飞进了一个奇妙无比的艺术殿堂，饱览着情趣盎然的异域风情和源远流长的人文风貌。这时我的精神有点走神，眼前总是出现老先生坐在他那个小书库里，带着高度的近视镜一本本地“闻”书的场景，这场景对我充满了诱惑力。

不久因为新的外国文学老师调入，先生撤出我们的外国文学课堂……

毕业前的一天，我从紧张的毕业考试考场“解放”出来，正在校园的林荫路上散步，远远看见先生向这边走来，走到我身边时他突然问道“屠格涅夫家的姑娘们装扮得怎么样了？”我一愣，先生怎么会知道我的毕业论文是论述“屠格涅夫家的姑娘们”我回答还没有定稿，“你喜欢老屠的什么？”“对自然和新生事物的敏感，以及将之赋予深沉柔美的诗情和深邃明确的哲理……”先生未置可否，我也只当是一次偶然的邂逅寒暄。

不久我毕业留校了，并被分配在先生负责的教研室，并跟着我十分崇拜的马老师开始了之后十年的外国文学教学工作。后来我听说这一切与先生和马老师的举荐不无关系。

留校后与先生交往多了起来，也渐渐成了他那间小书库的编外读者。有时师母会含着眼泪抱怨先生将微薄的工资大都换成了这些书，一家六口的生活着实令师母很为难。可说过之后，师母依然会全身心地支持先生。记得那时先生家生活比较拮据，但每次我们这些青年教师去拜访，他都会拿出锁在柜子里的雀巢咖啡，还让师母作好吃的葱油饼招待我们……

十年后，我调离了青海，永远告别了我熟悉的讲台，也告别了先生温馨的小“书库”。

几年来我常常会有一种深刻的失落感，先生得知后在来信中赠我韩愈的一段话“士之特立独行，适于义而已。不顾人之是非，皆豪杰之士，信道笃而自知明者也。”今天我看着先生寄来的贺卡，感激之情油然升起，我只能默默祝愿先生保重身体，早日得见光明，再回到他热爱的教学岗位，回到他热爱的学生中间……

张平，女，河北人，1953年4月出生，1977年恢复高考后考入青海民族大学。1981年留在汉语言文学系任教。1991年调到天津市检察系统工作，曾先后在天津市检察院和天津市一分院教育处、公诉处、研究室工作。2010年1月退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