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的成长，总和外在的环境密不可分，在大变动的时代，都在同步行进。一个集体的发展也是这样。
看我的亲身经历，看我们的青海民族大学，看我们的西宁城，看我们的青海省，看我们亲爱的祖国，看我们寄身的世界，都是这样。可以说你伴随着我成长，我也伴随着你成长，密不可分。看今朝，忆往昔，是离地登天般的伟大发展，让我忆一忆往昔。
1949年9月5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两路大军来到了古城西宁：一路是由廖汉生和贺炳炎两位首长带领的解放青海的部队，一路是由首长王震带领的要去解放新疆的部队。
我叔叔多尔杰，曾担任青海蒙古两盟二十九旗驻省办事处副处长，在旧省蒙藏办事处任职期间，1947年初，因对选举伪国人大代表等蒙古人的名额被侵占一事提意见，得罪了伪省政府主席马步芳，怕加害于己，潜逃出省，到了南京蒙藏委员会处躲祸一年多（也正好在省外认识了全国发展大势）。解放前夕返回西宁，联络省垣各族各界人士共同维护治安、看管省内文书卷宗、守护公有财产，并去和解放军首长接头，迎接部队解放西宁。因而在成立军事管制委员会时，分配在军管会的民族处工作（日后建政成立青海省人民政府时，转任为省人民政府秘书处交际科科长）（参看由省政协学习和文史委员会所编的《青海文史资料集萃·政治卷》的第282～289页）。我记得在叔叔家客房墙上挂着由廖汉生和贺炳炎两位首长用毛笔签名专门送给叔叔的两张小照片，一张是毛主席像，一张是朱总司令像，十分荣耀。他一说“部队首长”，我们也就知道是廖汉生和贺炳炎。
一天叔叔来我家动员我父亲，说刚刚解放，青海要成立一个青海少数民族青年干部训练班，部队首长要他先动员西宁地区的蒙古族、藏族家庭的子女参加革命，到训练班学习，他要让我带头报名参加学习。父亲说男娃娃们都顽皮，上不了学，在家玩耍不是好事，参加训练班学习，管吃管穿又受教育，再没这么好的事了。我岁数小，不敢去。叔叔说他负责成立训练班，以后天天能见面，用不着害怕。这样我就答应带头去报名。
第二天我到了军管会的民族处，叔叔对着部队的张国声开玩笑说：“都是他派的人，都姓张，见了谁都叫张指导员就成。”张国声问我知不知道去大营盘的路。我滔滔不绝地讲了三条路，一条是出西门，沿着公路经过“高槽儿”就会到；一条是出小西门，经过莫家路的土路也会到；还有一条小路，从莫家路到鸡鸭林，沿着北门大河走，也能到。他笑着说：“小娃家们调皮，啥地方都能跑到。”他要我从公路到“大营盘”。
所谓大营盘，像一座小城。西宁城的城墙顶，比一辆木车稍宽。大营盘的墙顶也不十分窄，比一辆人力车宽，可以并排走两个人。大营盘原先是兵营，后来是旧国立师范学校。我来到“大营盘”报名见到了三位张指导员，一位是张振府指导员，一位是张国信指导员，一位是张英果指导员。张英果指导员的“果”，是青海话的“果”，还是普通话中的“国”，至今没有明确记忆。由于其后也没有更多的直接的接触，印象已经十分模糊。
就这样，我就成了第一个报名参加青海少数民族干部训练班的学员。那时我刚刚有十周岁，第一次离家在外，当然十分想家。幸好，接着就有我熟悉的大哥哥大姐姐们来报名，记得有礼让街北段龙周家的尖木措、香房巷王本巴家的王树中、礼让街中段的达敬伯家的达秀珍（他家来自新疆）、东大街齐雨民家的齐家大哥哥，还有一些藏族的大哥哥们。接着是西宁周围已经解放了的各县的少数民族青年踊跃报名。真是一呼百应，军管会的通知一到，就有那么多人蜂拥而来，青海老百姓衷心热爱解放军，热爱共产党。
一边报名，一边开课；一边开课，一边报名，直到中期还有人前来报名，我能清楚地记得卓么才旦（后来是民院副院长）来报名时，身上穿着一件细褐子大衣，天气已有寒意了。最初，指导员给大家讲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四个野战军，讲各个野战军的首长是谁，有过哪些战役。讲四大家族，讲无产阶级革命，讲大革命、土地革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历史过程……那么新鲜、那么生动，深受大家欢迎。不知不觉就过渡到了讲《社会发展简史》《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党的民族宗教政策》。《社会发展简史》是主课，有课本发给每一个人，主讲从猿到人，劳动创造了人类世界，讲原始社会、奴隶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以及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的必然性。其他的科目没有课本，也没有讲义，要记笔记。此外，还有蒙文课和藏文课，是必须选学的自选课。
这时来了三个人，一位是家住礼让街北段的管保家，给我们教蒙文（后来他是海西州的第一任州长，并多次连任）；一位是教藏文的藏族老师，我现在记不清、说不准了；一位是家住自新巷西的谢高峰，他来和张英果指导员一道做教务工作（后来是省民政厅厅长，在省人大领导岗位上退休）。
一天的课程安排是：早自习—上午上课—下午讨论—晚自习。早自习是个人学习；上午的课讲上述科目，常因授课人员安排不开而成讨论课；下午的讨论，也因同样的原因常成为上课时间；晚自习，因十多个人只有一盏煤油灯（用墨水瓶做的），只能变成讨论会，星期六是生活检讨会。课外活动时间是学习扭秧歌，为庆祝十月一日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做准备。学习课目并不十分紧张，紧张的是学习扭秧歌，有时，扭秧歌也在下午讨论会时间进行。教我们扭秧歌的人是张国信指导员。有一天，听张国信指导员讲课的人，传来了一条新闻说：“张指导员一笔画了一支带刺刀的枪。”大家都在院子里拣个石子儿学着画一笔画成的枪，都画不出来。就反问真是一笔画出来了一支枪吗？听过课的人都说亲眼见了。现在你能想象当时我们对讲课的指导员的钦佩吗？
张国信指导员给我们讲课、教秧歌，还教大家唱歌，时间主要在晚自习后睡觉前的集合训话时。
那时候学过的歌曲，不需回想，也会时时萦绕在心间。
“解放区呀么呼咳，大生产呀么呼咳，军队和人民西里里里察拉拉拉嗦罗罗罗呔，齐动员那么呼咳！……”
当大家唱起“向前、向前、向前！我们的队伍向太阳。脚踏着祖国的大地，背负着人民的希望……”时，人人都觉得自己就是革命队伍中的一员。在唱《东方红》和“你是灯塔，照耀着前进的方向，你是舵手，掌握着航行的方向……”时，人人觉得这就是自己的心声，好像每天晚上必唱，唱得最多的一首歌是：
红色的太阳照呀照山岗，
庄稼地里一片好风光。
大豆肥，麦穗儿黄，
迈过了山头的红高粱。
我拿镰刀你拿筐，
你摘棉花我打粮。
打粮食，送前方；摘棉花，做军装。
为的是全中国早解放呀，
为的是全中国早解放！
当时，在青海，广大的牧区还没解放，在全国，大西南还没有解放。我们唱歌，我们学习，就是“为的是全中国早解放”！学歌、唱歌，歌词入心、生根、发芽，有力地配合了我们的学习。
张振府指导员讲课，条理分明，逻辑性很强。在讨论会上发生争执时，就有人会说：“张指导员是这么讲的，没有照你说的讲”，这就一锤定音，不再争论。以张指导员的讲解为论据，论证个人的立论，这样见效，这样有力。大家几乎是完全崇拜张指导员，迷信张指导员。
张振府指导员也完全掌握大家对讲课内容的理解程度，知道难点在什么地方，能指点、能启发大家的思路。有一次，他参加我们的讨论会，在中间休息就要开始再讨论的当儿，他大声问我：“你说这个炕，十年以后是什么？”我回答说：“炕。”又问：“二十年、三十年后呢？”我说：“还是炕。”很多人好像同意我的回答，谁也不反对。他又问：“外面庄稼地里是什么？”我说：“庄稼。”问：“明天、后天呢？”我说：“还是庄稼。”又问：“下一个月，再下一个月呢？”我为之一怔，因为大家在跳秧歌时有过争论，有人说再过半个多月，麦子就会黄，有人说还得一个月，我想麦子黄了，就得收割、打碾，再不能说是庄稼了，就停着不说话，别人替我作了回答，庄稼割完了，就是一块空地。张指导员说：“在青海，一年一茬庄稼，麦子从生到死只有一年；外面庄稼地里的大树，再过十年会是什么呢？”大家抢答:“木头！”“木材！”“木料！”“大梁！”“柱子！”……张指导员又问了好多问题，大家都来讨论回答。后来张指导员问：“人们常说‘千年乌龟百年鹤’，有活万年的吗？”大家静下来不作声。张指导员说：“人们把皇帝称为万岁，其实没有上百年的皇帝，那时人活七十古来稀。有的皇帝，没过一年就叫人杀了，最短命。也有超过一万年的，譬如地球，已经有几亿年的历史了，还能活几亿年。有人说‘沧海——桑田’，有人说‘桑田——苍田’，还有‘沧桑’的说法，都是说事物在不断发展变化。”大家正想听他的讲话，他却话锋一转，问我：“你会游泳吗？”我说：“会。”问：“你会自由泳，也会仰泳吗？”我说：“都不会，我只会打狗刨、浮木碗、踩立水。”他问：“这是什么游法？”我用手脚比划，说了这三种游法，并说踩立水，一定要深水。北门大河红隘浪里的水最深。他问：“北门大河，你今天游了，明天还能去游吗？”我想我水性比大人都好，怎么不能呢，就反问：“能！为啥不能？”张指导员又问：“如果游泳的人是个木头人，今天到了北门大河，后天到什么地方了？”有人喊着回答：“到宁夏吃大米去了。”张指导员没有听懂这句“到宁夏吃大米”的俗话，等到问清楚后，他说：“昨天的河到宁夏去了，今天的河是新来的，大家说，一个人能在昨天的河里游几回？”大家说：“一回？”他说“是一回，但是又有这样一种说法：‘连一回都不能’这是什么说法，对不对，大家回头去想一想，不再讨论了，反正，今天的我，绝不是昨天的我，人也是天天变化的。万物都在不断地变化，这个问题一定要想明白，想透彻。”接下来的好多天，大家还都争论万物都在不断变化这件事。
张国信指导员教大家唱歌，教大家跳秧歌，教秧歌时还得纠正人们的手脚姿势，和大家很亲近。张振府指导员，人们对他的评价差别很大，有人认为他平易近人，真正能和人谈心；有人认为他严肃、厉害，真不好说。不过，有一件事我还记得清楚：在张国信指导员纠正某个人跳秧歌的动作时，队伍就会停一停，这时，会有人喧哗、嬉笑、争吵、打闹。如果这时候出现了张振府指导员，大家都会一下地严肃起来，而张振府指导员虽然从来没有和大家一起跳过秧歌，却经常来看我们跳秧歌，我们变得很严肃，他却会和张国信指导员说说笑笑，像一对分不开的亲兄弟。
那时候，宿舍和教室在大营盘内的最西边，是借用师范学校的，每天早晨起床后和晚上熄灯睡觉前后，总会有一阵或长或短的喧哗。早晨谈的多是夜里听见了多少枪声和手榴弹的爆炸声，晚上谈的总有今天看见了几辆汽车的内容。我只是在白天听见过这些声音，夜晚也想听到，总是想着别睡着，但是坚持不住，反而很快就睡着了。早晨起床后只能当听众。那时，汽车很罕见，哪一天见到一辆汽车，那也是一件值得高兴的事。晚上睡觉前，总有一段喧闹，最爱闹的有两个人：一位是卓玛什结，藏族，一位是马起蛟，回族。卓玛什结能用变细的声音唱“少年”，也能用粗壮的声音唱“花儿”。你说他在唱，他却在说；你说他在说又好像是在唱。他的那些似歌似话的“少年”“花儿”都很香艳。每唱一首后，总有“再说一个”的要求声。马起蛟也是“花儿与少年”的行家。不过在唱完“我把我的尕连手哈想着”这句之后，会转而讲他和尕连手的故事，拿今天的话说，他也有好多爱听故事、爱发问的“粉丝”。
有一次说汽车，传来了一个特大新闻。有人看见一辆汽车后跟着两辆汽车，又跟着三辆，又跟着四辆汽车，共有十辆汽车离开了西宁。大家追问汽车里装着啥。说是有篷布，不知是啥。大家乱猜，有人说是去湟源了，有人说是去门源了。有人提出怀疑：哪有“1+2+3+4=10”这么巧的事。一连十辆车开过去了，不可能。第二天上蒙文课时，有人说营盘门外停着一辆吉普车。等下课后跑出去看，已经不见了。中午又有一条新闻，张振府指导员陪着一个解放军在营盘墙顶上转了整整一大圈儿。下午讨论会时，把大家集合在一起，张振府指导员把这位解放军介绍给了大家：这是我们的领导，青干班的主任。大家热烈鼓掌欢迎他讲话。黄军装，解放军，那威信当即就有，大家鼓掌不停。待到这位解放军讲话，大家立刻静止下来。他首先介绍了自己的姓名：“我叫温志忠。”接着依照官兵一致的原则说：“我们是革命的队伍，你们和我一样，都是革命队伍中的一员，要互相关心、互相爱护、互相帮助、共同学习、共同进步，还要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你有什么进步我会表扬你们，有什么错误我也会批评你们，同样我做对了你们可以表扬我，我做错了你们可以批评我，不能客气，因为我们都是革命同志，需要我们共同努力办好青干班。”紧接着他讲了治安问题，一方面讲了和部队的各种联系方式，说部队就在跟前，5分钟就会到来；另一方面讲了大家应该注意的事项，晚上一定要按时关闭大门，不可随便出入，白天黑夜都要留岗哨不能麻痹大意，一旦有敌情不要害怕，因为我们有长枪、短枪可以坚守很长一段时间；要求大家在严重的情况时有次序地向办公楼撤退，退时要搬上凳子和桌子拿来堵住办公楼的门道和楼道。大家都退到二层上，这样还能坚持一段时间，其实只要守好大营盘的门和墙，就能把土匪顶回去，只要有枪声，解放军就会赶到，不一定会发生严重情况。接着又讲了些讲卫生注意饮食等等具体事项。
散会后，大家对我们的领导、我们的主任、我们的解放军的讲话的第一反应是说话很平实，完全能听懂。这是当时学习时的最大困难：青海人和省外人说话，互相听不懂。另外就是讲得很具体，方方面面的事情都讲到了，很细致，很耐心。
我当时有点纳闷：为什么我的叔叔还没有到来。张振府指导员来叫我，我跟着指导员来到办公楼。说领导同志要找你谈话，我们见面认识后，我直接问：为啥我叔叔还不来。他用手压着一本书对我说：“多尔杰同志，有重要任务不能来了。”不知他注意没注意我失落的眼神，接着又解释说：“要解放都兰、格尔木地区，部队需要向导，要他给部队带路。解放这些地区很重要，也很紧急，要配合新疆的解放，一定要配合。二来解放了这个地区，也就解放了青海的一半牧区，剩下的一半也就容易解放。”他大概注意到了我的情绪，换了个话题，问我识字多不多，我说多。他就翻他手中的书，翻开一页，指认几个字，再翻开一页，指认几个字。一连翻几页我都答上了，他又叫我读一段，我也读下来了。我就是不懂其中为什么有个带括号的“布”字，他作了详细的解释。
我虽然句句点头，其实一点也没懂，他又问我看过书没有，看过啥书，我说我看过《东周列国志》《三国演义》《隋唐演义》《薛仁贵征东》《薛丁山征西》《罗通扫北》《精忠岳飞全传》《水浒传》《大八义》《小八义》……他打断我的话，问我有没有看过《西游记》，我说看过。接着问了好多书，我不要说看过，听都没听过，越问越不知道，问我有没有看过《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我不知道这本书讲啥，也不知道作者是北方人还是南方人，只好又一次回答“没看过”。他说这本书写得好，以后有机会一定要看一看，最后他说有一本书叫《儿女英雄传》也很好看，借我读一读，要我读完赶快还回来。
这是一本奇特的书，比平常的书大，是用报纸订起来的，每页的两面，又粘贴着从报纸上剪下来的文章。这本书的话句很通俗，都是大白话。根本不像我以前读过的半文半白的旧小说，牛大水的英勇机智，张金龙的阴险恶毒，写得栩栩如生。故事情节张弛自如，十分吸引人，也十分感动人。过了一个星期日，我已读了两遍，星期一就还给了我们的领导、我们的主任、我们的解放军，他问我：“读完了吗？”我说读了两遍，牛大水是英雄，张金龙是坏蛋。正要讲原委，不随意又说了一句：“大水和小梅都是英雄，雁翎队的游击队员都是英雄。”他突然问：“小梅姓啥？”我回答说：“他可能姓杨也许姓……”竟然答不上来。他只说了四个字：“粗心大意。”他善于识人，而我当时不觉得这是我致命的性格缺陷，要是我早有这种觉悟该多好。
我们的这位领导同志有过许多讲话，每次讲的都是具体事项，很少讲大道理，可谓都是就事论事，事无巨细，他都会管到。他的第二次讲话就是要求大家不要叫他领导，不要叫他主任，可以叫声“老温”，叫温指导员也行。他说他的学识、水平没有两位张指导员高，叫个温指导员，是沾光了。大家都是革命同志，叫“老温”叫“温指导员”都很好。“指导员”只不过听到和看到、感知到的革命道理比较早，要把这些革命的道理传给你们。如果以后你们再把革命的道理传给其他的人，你们也就是“指导员”。革命队伍，大家都是同志，就在于大家都要明白革命的道理。我想有些人，叫领导、叫主任，把他叫烦了。
有一次，有个人说：“我们的解放军，在我打洗脸水去的时候，已经吃了两个馍馍，拿了两个馍馍，到城里走了。”说这句话，并不是因为他吃了几个冷馒头，拿了几个馒头来赞扬他的艰苦朴素，因为青海有吃冷馍馍的习惯，能吃到白面馒头，已经是很好的生活了，也不是因为他双脚走路到城去来赞扬他能吃苦耐劳，因为每当到省上开大会和听报告时，大家都是整队出发，步行进城的，一路还歌声嘹亮，步伐整齐。在那个时期，这句话仅仅是告诉大家，我们的领导、我们的主任，出门早，回来时肯定在下午后。一个新单位，有许多事需要他忙前忙后，忙里忙外。有时外出，晚饭后才能回来。但每次讲话，他都能准确地指明青干班发生了什么事，当前需要做好什么事，他所讲的正是大家所想所盼望的。事必躬亲，言必兑现，是他的工作特点。比起我亲眼所见的一些有“不干不出错，干的越多错误越多”的想法的干部来，可以说他很幼稚，他从来没想过这个“道理”，只是一件事一件事地干！干！干！
青海少数民族青年干部训练班，真是一个革命的大熔炉。
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大家的变化都很大。卓玛什结的歌词，香艳的成分减少了，参军抗日、旧社会中老百姓打官司遭冤、劳动受苦又被强征暴敛的内容占到了主要地位，他能即兴编歌词，唱我们的生活，唱我们的学习，唱我们的巨大进步。马起蛟，也有了意想不到的转变，不再唱“阳世上来了，阳世上闹”一类的少年，也不唱“尕妹是山顶一朵花”一类的“花儿”，也不讲尕连手的故事了，从标榜自己是“五荤人”到说自己是“大老粗”，“越是大老粗越革命”，把心收到了当前的学习上来了。虽然有一阵子卓玛什结是真正的歌手，马起蛟是“半不拉”的议论，当大家知道他靠打帮工过日子，混迹于西宁东关一带的经历后也不再议论了。有一天，他问我怎么认字，我说指导员在黑板上写什么，你就在本子上写什么，见了报纸、传单就念，直到念会念熟，借别人的笔记本，把自己记录不下来的记录再抄一遍等等，他真的这样做了。
那时，我也有一个小小的烦恼，大家劳动的热情高涨，学习的热情高涨，本来是好事，我的热情也很高，可是在劳动中，用现在的话说我竟然成了大家的“扶贫对象”，许多劳动的活，不让我干，“你小，我来”成了我最不愿意听到的话，却是常常要听到的话。我处在两难的境地，对这种劳动热情发挥到溺爱的程度的帮助，接受吧，不好，拒绝吧，也不好。我也有发挥劳动热情的强烈需要，怎么能发挥出来呢？一定要多干力所能及的活。于是就寻许多碎小的活干，悄悄干，提前干，抢着先干完，达到不比别人差的程度。加上我认真做好课堂学习，跳秧歌，一招一式都做正确，站在排头，关注大家的动作，带动大家起劲跳，努力使自己成为在这劳动热情、学习热情一起高涨的队伍中不落后、不掉队，积极活跃，勇往直前的一员。
在青海少数民族干部训练班的学习中，最值得感恩的是，在那样的环境中，在那样的学习中，在我幼小的心灵中，树立了尊重劳动、尊重劳动人民的正确的社会观、世界观，下定了立志、努力学习，要用辛勤的劳动为百年来饱受屈辱的祖国贡献一切力量的决心。
余世忠，男，蒙古族，1939年1月出生，青海湟源人，1949年在青海少数民族青年干部培训班（青海民族大学前身）就读小学，直升我校中学、大学，1961年在青海民族大学藏文系毕业后留校在藏文系任教，直到1998年退休，2018年1月去世。